《1951年的欧洲》：角色与环境的对照艺术

罗伯托·罗西里尼这部电影包含了一个人能想到的要素最不可预测的混合，是一种你可能不敢去尝试的大杂烩:进军好莱坞的斯堪的纳维亚女演员、意大利新现实主义之父、对战后欧洲城市社会条件的综述、对善恶本质和天赋人权的形而上思索、资产阶级和劳苦大众的对立、一个儿童的死亡、一个母亲的背叛与恕罪……老天爷!你坐在黑暗中，银幕缓缓亮起。很简单，很明显。精彩，极为感人，不可思议得鲜活。

一年前在《火山边缘之恋》中，罗西里尼把温顺的英格丽·褒曼变成一个同时顺从上帝意志和导演(也是情人)意志的傀儡。这次不同，只能看到大胆的创造力，来自同一个导演和明星--前所未有的情节剧类型融合，导演个性化与通俗电影的融合。片中每一个场景都由常规素材组成，每一个场面都在意料之外到来，充满了对真实的困扰，充满了对秘密与真实生活之间联系的困扰--尽管影片看起来只不过涉及了一般影片都会参考的东西，比如罗马式的特征和与主题相关的特征。

而所有这一切都不受任何过度戏剧化的影响，没有任何自吹自擂;恰恰相反，叙事方式上有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谦逊(来自除了谦逊什么风格都有可能的导演和女明星)，用这种方式拍摄，用这种方式表演。

本片超出了它看上去应该属于的所有流派，到达了一种电影界少有人达到的本质的人文主义层次，并且也从未有人通过这么沉重的方式达到。就像褒曼饰演的角色爱琳娜·芝柏越过了被人们称为圣女的道路上的所有障碍，电影本身也通过了一切障碍，从看起来必须忍受的所有罪过中逃脱。